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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期的一样,MCI和Sprint果然来买朗讯的设备了。朗讯的销售额比原来作为AT&T一部分时有了明显的增长。不久,股价就翻番暴涨,而同期AT&T公司的股票还按着原来不快的速度慢慢地爬,这正应了华尔街和大家的预想。华尔街的人大发了,朗讯的高官们中发乐,有股权的员工小发了。1999年,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不少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谈到股票时,他们一个个意气分发,人人都洋溢着笑容。在2000年的股市泡沫破灭以前,朗讯的股票四年长了十三倍,市值达两千四百四十亿美元。风投公司一旦确定什么生意、什么公司可以投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估价一家投资对象了。和投资股市不同,风险投资的对象大多没有利润甚至没有营业额可言,其估价不能按照传统的市盈率(P/E值)或者折扣现金流(DiscountedCashFlow)来衡量,关键是看今后几年该公司发展的前景以及看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发展到哪一步了。和投资股市另一个不同之处,新创公司因为没有什么业绩可以衡量,创始人和早期员工的素质就变得很关键。一般来讲,一些HighProfile的创始人,比如思科公司的资深雇员和斯坦福的教授,创办的公司容易获得较高的股价。我们且不去管IBM和日立的交易,来看看IBM和联想的交易,因为这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收购美国著名公司的部门。当时,不少人觉得联想能收购IBM的笔记本部门说明中国国力增强了,扬眉吐气了;一些人担心联想是否能消化的了IBM这个部门,因为这个部门在亏损。显然,这笔生意能做成是因为IBM卖有卖的道理,而联想买有买的道理。澳门新葡萄京在线看定。下图是这五年来,家电行业股票(包括索尼、松下和美国的一些电器公司等)和大盘走势的对比,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家电行业的股票(蓝线)不仅回报不如大盘(红线),而且忽上忽下像做过山车一样,这是投资者最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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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中期,IBM-PC/AT及其兼容的个人微机在很多任务中已经能取代原有DECPDP和VAX等小型机的地位,而且微机的性价比比小型机高一个数量级以上。如果能将微机联网,共享数据和硬件资源,它们就可以取代小型机系统。遗憾的是,微机最初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资源共享,网络功能是零。3COM公司的以太网服务器和适配器弥补了微机的这个不足,解决了微机的联网问题。以前的VAX或者HP小型机系统基本上是下图的架构:虽然复杂指令和精简指令的处理器各有千秋,但是在学术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复杂指令集的设计过时了,精简指令集是先进的。尤其是美国所有大学计算机原理和计算机系统结构两门课全是用轩尼诗和派特森合写的教科书。在很长时间里,书中以介绍轩尼诗自己设计的MIPS精简指令芯片为主。同时,IEEE和ACM系统结构的论文也以精简指令为主。英特尔设计8086时还没有精简指令的芯片,否则我想,英特尔很可能会采用这种技术,而不是复杂指令系统。而一旦走上了复杂指令这条不归路,英特尔为了和8086完全兼容,在以后的80286和80386中必须继续使用复杂指令系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不少精简指令的处理器做出来了,包括轩尼诗设计的MIPS,后来用于SGI工作站,以及派特森设计的RISC,后来用于IBM的工作站。精简指令芯片的速度当时比的复杂指令的要快得多。当苹果公司的iPod以高科技精品的面貌上市,并风靡全球时,便有行家指出iPod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新品,而是一个翻版的MP3播放器。MP3音乐和播放器大家都很熟悉,它们在iPod出现前好几年就有了,而且最初搞MP3音乐的公司也不是苹果。澳门新葡萄京在线看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强度较高,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格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帐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八六三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的科研鉴定会。)NSF和DARPA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它为教授们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他们既可以专注于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的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

机械革命从三百年前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般认为其高峰是十九世纪末期。当时很多人认为机械可以代替一切,就如同今天不少人认为计算机可以代替一切一样。IBM就是在那个背景下成立的。IBM成立于1924年,由老托马斯华生(ThomasJ.Watson)创建。但是,IBM和外界一般都把它的历史向前推进三十年到十九世纪末。在那时,还没有任何电子计算设备,但是经济生活中确有大量的报表处理和科学计算的需要。因此,美国一个叫霍勒里斯(Hollerith))的统计学家就发明了机械的自动制表机。那是一种大小和形状都很像立式钢琴的机器。(见附图)霍勒里斯成立了一个自动制表机的公司,并为美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使得统计工作的效力大大提高。上个世纪初,几个做办公仪器诸如计算尺、打表机等等的公司合并成一家大公司。老托马斯.华生则成为了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十年后,他将该公司正式改组成立了IBM。针对复杂指令的处理器的上述两个不足之处,八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家们提出了基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设计思想,其代表人物是现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美国科学院、工程学院和文理学院三院院士轩尼诗(JohnHennessy)教授和加大伯克利分校著名的计算机教授派特森(DavidPatterson)院士。精简指令系统只保留很少的常用指令并将一条复杂的指令用几条简单的指令代替。基于精简指令集的设计思想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使得计算机处理器的设计得到很大简化,同时由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可以保证每条指令执行时间相同,处理器内各部分可以很好地流水作业,处理器速度可以比同时期的基于复杂指令的处理器要来得快。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包括很多工作站的处理器和现在最快的SonyPS/3游戏机的微处理器PS/3-Cell。听到这个谣言的人绝大多数都信以为真,因为它不仅夹杂着很多事实,而且合情合理。虽然,网络早有了,美国很多大学、公司和政府部门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使用局域网了,连接网络的路由器也早有了。但是,由于不同网络设备厂家采用的网络协议,每个公司都要推广自己采用的协议,没有公司愿意为其它公司做路由器。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时,这个问题不大,因为一个单位内部的网络基本上会采用相同的协议。在1984年,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因此各个网络公司如IBM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多协议路由器的重要性。斯库利一到苹果就试图让苹果成为PC机市场的主流。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斯库利在苹果搞出了无数种机型,同时提高了销售价格,将利润用来发展苹果新的成长点—NewtonPDA(苹果的牛顿PDA),最早的掌上机。乔布斯和斯库利头一年合作得很好;第二年,将相就开始失和了。乔布斯和斯库利之争持续了一年多,董事会最后站在了斯库利的一边。1985年,斯库利胜利了,同时乔布斯被踢出他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那一年,乔布斯刚三十岁。一般的创业者三十岁时还未必能创建自己的公司,乔布斯这一年已经被自己的公司开除了。乔布斯一气之下,卖掉了他所有的苹果的股票。当时工作站很红火,乔布斯创立了一个做工作站的公司NeXT,不是很成功。NeXT工作站的图形功能很强,使得乔布斯想在动画制作上发展。于是他用五百万美元买下了电影“星球大战”导演卢卡斯创办的一个极不成功的动画制作室,并把它重构成一个用图形工作站做动画的工作室Pixar公司,这是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动画工作室,后来被迪斯尼公司以七十四亿美元的高价收购,很多很好的动画片都是Pixar制作的。事实上,乔布斯从Pixar挣到的钱比他从苹果挣的还多。

并入康柏后,惠普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康柏加惠普的市场份额,在市场份额最低的2002-2003年,它而只勉强维持了康柏原有的份额。在商业史上,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两个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公司合并后,不仅没有得到累加的市场份额,而且只达到两者合并前少的那份。原因很简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公司必定有它经营管理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合并后问题会翻倍,在竞争中会更加处于劣势,从而进一步丢失市场份额。这就好比几块煤放在一起是一堆煤,而不是能发亮的钻石。菲奥丽娜领导下的惠普公司本来已经问题多多,再加上一个问题更多的康柏,成堆的问题早已超出了她的能力所能处理的。本来,菲奥莉娜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内部的问题,如果她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但是,好大喜功的她选择了一条急功近利的道路一下走进的死胡同。菲奥莉娜在她的自传中为这次合并进行了长篇的辩解,并且攻击休伊特家族和帕克特家族,并怪罪媒体。但是民众并没有买账,事实上愤怒的股民在合并后的几天就把她告上了法庭。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刚开始时,欧洲联合起来了。以往欧盟各国只能算是松散的联盟,在技术上很难单独和美国抗衡。即使搞出一个不同于美国的行业标准,也很难在世界上占主导,比如彩电的PAL制式。近二十年来,欧洲独立于美国单独行事的意识越来越强,同时吸取了各自为战的失败教训。明显加强了内部的合作。终于在第二代移动通信上超越了美国。就像华尔街已经等同于美国金融业一样,在创业者眼里“沙丘路”(SandHillRoad)便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代名词。沙丘路位于硅谷北部的门罗公园市(MenloPark),斯坦福大学向北一个高速路的出口处。它只有两三公里长,却有十几家大型风险投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至少有一半是由这条街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红杉资本(SequoiaCapital,在中国称作红杉风投)、KPCB(Kleiner,Perkins,Caufield&Byers)、NEA(NewEnterpriseAssociates)、Mayfield等等。NEA虽然诞生于美国“古城”巴尔的摩,但经营活动主要在硅谷,它投资了五百家左右的公司,其中三分之一上市,三分之一被收购,投资准确性远远高于同行。它同时是中国的北极光创投的后备公司(backingcompany)。Mayfield是最早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它的传奇之处在于成功投资了世界上最大的两家生物公司基因科技(Genentech)公司和Amgen公司(这两家公司占全世界生物公司总市值的一半左右)。除此之外,它还成功投资了康柏、3COM、SGI和SanDisk等科技公司。而所有风投公司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红杉风投和KPCB了。赫德一上任就对惠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裁撤了水平很高但是对惠普用处不大的研究部门。惠普的研究院历史久远,除了惠普自己早期的各个研究所,还包括从康柏继承下来的原来DEC的研究院。后者曾经是美国仅次于IBM研究院的计算机研究院。惠普研究院包括有图灵奖得主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但是,既然惠普已经成为了一个家电公司,那么养这么多科学家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因此赫德果断地裁撤了该部门。同时,赫德对其它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瘦身,惠普一共裁员一万五千人。同时,为了减少动荡,赫德基本维持了公司2004年的架构,即分成服务业(TSG)、个人电脑(PSG)和打印设备(ISG)三个主要部门,(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独立部门)。

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一种观点是,大制药公司通过FDA维护自己现有利益。)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由于FDA的保护,创业的小公司要打破原有制药公司的垄断是件很难的是。这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小的生物公司成功的原因。如果说基因决定性多少有些宿命论,那么人为的因素也加速了摩托罗拉的衰落。我们在介绍英特尔一章中介绍过,在科技工业发展最快的八九十年代,摩托罗拉的第三代家族领导人卡尔文三世没有能力在这个大时代中纵横捭阖,开拓疆土。摩托罗拉本来在手机、计算机处理器和数字处理器(DSP)三个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前景不可限量。但是卡尔文实在没有能力将三个庞大的部门十几万人管理好,虽然他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他平平庸庸。也许,在五十年前,一个只需要守成的年代他可以坐稳他的位置,但是在上个世纪末那个一个英雄辈出、拒绝平庸的年代,盖茨、乔布斯、郭士纳、格罗夫、钱伯斯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等人都在同场角逐,任何公司都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除了卡尔文,摩托罗拉的整个管理层也有责任,他们低估了摩尔定理的作用。虽然数字手机在一开始还比不上模拟手机,但这并不能说它要很长时间才能威胁模拟手机的地位。事实上,由于半导体技术按指数的速度发展,手机数字化比摩托罗拉高管们想象的时间表来得早得多,使得摩托罗拉几十年来积累的模拟技术变得无关紧要,市场的优势顿失。澳门新葡萄京在线看1997年是个转折年。那年十月,微软发布了性能稳定的IE4.0。不知是为了重视硅谷的用户和人才,还是为了向网景示威,发布会在远离微软总部的硅谷重镇旧金山举行。当天夜里,微软的员工还跑到网景公司偷营劫寨,将一块大大的IE标识放到了网景公司总部楼前的草坪上。这种恶作剧一般是十几二十岁的工科大学生玩的把戏,比如MIT的学生曾经在哈佛和耶鲁的橄榄球赛场中爆出MIT的标志,康奈尔的学生曾经在万圣节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南瓜插到了学校塔楼的尖顶上。一个大公司的员工玩这种恶作剧还很少,难怪网景公司的发言人也给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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